河洛交汇处，在温县城正南10公里黄河南岸，焦作黄河公路大桥的东侧。古称洛，亦称什谷。《尚书·中候》记载：“(商汤)东观乎洛，降三分璧，退立荣光不起黄鱼双跃，出济于坛。”赤勒曰：“玄精天乙受神福，伐桀，克。”(《艺文类聚》卷十二引)《竹书纪年》又载：“尚(姜子牙)出游，见赤人从洛出，授尚书：‘命曰吕，佐昌者子。’”又载：“(周公旦)乃与成王观于洛、河。”以上说明远古时代的帝王、圣者均在此祭天。可见河洛交汇处是中原大地时代最早，持续时间最长的祭天之地。又是“河图洛书”的出现地方，上古时代，河图洛书的出现被认为是帝王、圣者受命于天的征兆。
洛河东侧的山头上，有伏羲画卦台。相传，伏羲氏在山头上观河洛交汇，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”，“近取诸身，远瞰诸物”，于是构演阴阳八卦。洛河西侧的半山坡上，有一座庙，叫大王庙，庙不大，宽约二十米，长有六十米。与别处庙宇的红墙黄瓦不同，这里是一色的青，青砖，青瓦，青围墙，围墙外面也全部涂成青色。东墙外，流淌着洛河，北墙根，流淌着黄河。这应是一座镇河庙，只有一个大殿，门常锁，不知敬奉何方神圣。庙所依之山叫
神都山，乃邙山之首。依山有一个村庄，叫神地村，传说，女娲在此抟土造人。尧禅舜，舜禅禹，也是在这里举行的。古时，这里真正是“神都”了，村庄，确乎是建在“神地”了。
只遗憾邙山是座土山，只生些荆藤之类，并且稀疏如秃顶头。遍找不见一淙泉水，山是一味的黄。山没树，便缺秀气，没泉，便少灵气。不灵不秀，景观便大打折扣。如今邙山有些冷落，可邙山在古代确确实实是座名山，古人有“生在苏杭，葬在北邙”之言，以死后长眠邙山为荣。汉魏至南北朝的墓志铭，大多出土于邙山，今人学书习碑，不可或缺。
洛阳是九朝古都，京都之山，自然
风水绝佳。可见山的名与不名，原与人的命运一样，在乎遇与不遇。
河洛文化小议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：“昔三代之君，皆在河洛之间。”司马迁所说的“河洛”，是泛指以嵩山、洛阳为中心的“河南”、“河内”、“河东”诸地区，它包括了北及晋南豫北、西至关中、南达汉水、东到鲁西江淮这样一个范围比较广阔的地域。这片广袤的沃土是中华先民最古老的繁衍生息之地，也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源头之地。因此，一般谈及华夏民族、追溯中华远古文明，都要谈到“河洛”，正所谓“永怀河洛间，煌煌祖宗业”。这种“煌煌祖宗业”的河洛文化产生于夏商，成熟于周，发达于汉、魏、唐、宋，传承于其后历代，贯穿中国整个封建社会。
中国是一个地域文化多元的国家。河洛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，和吴越、荆楚、湖湘、闽粤、巴蜀、陇右等地域文化相比，其产生发展有许多相近和相同之处。但由于“河洛”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，气候适宜，农业发达，夏商周汉唐宋等历代王朝都在这里建都，这种特殊的区位优势及强大的政治优势，就使得河洛文化与上述各地域文化相比有很突出、很明显的不同。其中最突出的不同就是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长期处于主干、主导与核心地位。
夏商周三代及其后，河洛先民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多领域中诞生了一大批精英，其代表人物如夏禹、伊尹、傅说、姜尚、周公、老子、庄子、墨子、商鞅、子产、申不害、韩非、吴起、鬼谷子、苏秦、公孙衍等，他们对中国早期的儒、道、法、兵、墨、名、纵横等河洛文化流派的形成起到了开创与奠基的作用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地域文化的早期创造者，如孔子、管子等对河洛文化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。孔子不仅问礼于洛，而且率弟子游学于河洛各地，为河洛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文化因子，如他的国家一统思想、仁德为政思想、孝悌伦理思想、重农抑商思想等。对周边地域的文化，河洛地区的学术流派也不断的吸收，不断的扬弃，从而使自身日臻完善与成熟。河洛文化的这种开放性、包容性是其发达与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河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之功，不仅在河洛先民，也是不同地域文化滋育的结果。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，诸子在问学、游学和接受河洛文化影响的过程中，也受到了很大的启迪，大量吸收了河洛文化的先进内涵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学说和学派。还以孔子为例，他的早期之学，只是偏于一隅的齐鲁一派，尚不系统，更不成熟，经过中原问礼，大量吸收周朝先王的遗制，他说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”，之后才逐步发育成“儒学”。孔子等圣哲对周文化的肯定、吸收与传播，则进一步扩大和张扬了河洛文化。
帝都文化是河洛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。夏商周之后，汉唐至宋，十数个王朝都在河洛地区立国建都，河洛地区由此长期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，河洛文化由此成为强势文化。河洛文化为政治力量所推行有多种形式，其中力度最大、效果最显著的有两种：一是统治者把河洛文化作为官方文化用制度安排的方式加以固化，要求朝野奉行，成为巩固政权和加强国家管理的支撑。周公在洛阳的“制礼作乐”，把传统的河洛文化规范化、法制化，从而奠定了河洛文化作为官方文化的基础。加之孔子的称赞、推崇和理论化，河洛文化在秦汉之后的正统地位就更加牢固。二是用行政手段大力向全国进行普及。在文化传承中，“殷因于夏礼，周因于殷礼”，但周文化最强。周朝建立之后，加强了分封制，数百年间，不断把大批在河洛地区成长并深谙周礼的人分封到全国各地。这些人不仅带去了先进的河洛文化，还一而再地不断进行“改制”，从而使“东夷”、“西戎”、“苗蛮”各部族华夏化。如周公东征获胜后，其子伯禽被封为鲁公，伯禽就鲁国后很快就着手“变其俗，革其礼”。吕尚就任齐后更是软硬兼施，不遗余力地推行周制。即使如周景王的长庶子王子朝与敬王争夺嗣承权失败后逃往楚国，为了以后的发展，逃亡时还不忘周朝的文化——“奉典籍以奔楚”，为楚国推行河洛文化创造了便利。至于周成王之弟叔虞分封于唐(晋)，召公分封于燕，实行了“启以夏政，强以戎索”之策，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本身就是河洛文化包容大度之风的结果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使得河洛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在当地得到大力的普及。
帝都文化亦即河洛文化推动着全国科技文化大踏步前进。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废封建，立郡县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统一度量衡。汉承秦制，对这一重大文明创造进一步规范、完善和推广。先秦时期的儒家、道家等学说，在历代王朝都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。汉学是汉代学者创立的一个重要学派，源远流长，影响很大，他们对经学研究的成果，一直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。宋代的理学，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到了重大的作用。中国最早的最高学府太学，设在东汉首都洛阳，学生最多时达到三万人，历经曹魏、西晋，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，出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。天文历法、农学、地理学、医学、水利、机械、建筑、冶金、陶瓷、酿造、纺织、造纸、活字印刷等科学技术，都创造了历史奇迹；汉赋、唐诗、宋词以及书法、绘画、雕塑等，都攀上了文化艺术的高峰；留传后世的各类史书浩如烟海，记载了古往今来王朝兴替及社会发展的历史。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，西汉时始于西安，东汉至隋唐时始于洛阳，西安、洛阳在当时是对外文化交流、商业贸易的国际大都市。这些都充分说明河洛文化的高度兴盛。
“经”文化是河洛文化的一个独特个性，士人的信奉与张扬，使其地位得到不断地巩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等典籍，不仅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与推行，更为拥有文化知识的“士人”阶层所张扬，或为其传，或为其疏，自汉代起更是一直被儒家奉为经典，成为人们立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修之“经”。河洛文化中的这种“经”文化特点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没有的；河洛文化中“经”的地位的确立，使其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处于“正统”、主流的地位更加巩固和稳定，这也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没有的。河洛文化从其形成、发展到日臻成熟和强大，是一个不断兴盛的过程，其时空影响之深远，也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没有的重要特征。
根文化是河洛文化的又一特点。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，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迁，甚至播迁到海外。据姓氏专家研究，中国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于中原。现在播迁在外特别是海外华人，多自称是“河洛郎”，并且前来寻根拜祖，河洛地区成为文化寻根和姓氏寻根的圣地。
河洛文化的精义何在?由于它与伏羲、黄帝、夏禹有关，因此体现着一种开拓的精神；它又与“阴阳五行”有关，因此表现着一种对事物之间内在联系及其不断发展的辩证思维，而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柱。但最突出的还是大一统的民族基因，从邦国、王国到帝国的几千年中，人们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大，反对分裂，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，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这一优秀的传统现在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如磐石的凝聚力和灵魂。
太极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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